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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从《宪法》规定中还可推出基本权利保障、法治国家、民主、权力分立原则，这些对于设定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秩序，确定经济行政的范围，都具有重要意义。

从《宪法》规定中还可推出基本权利保障、法治国家、民主、权力分立原则，这些对于设定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秩序，确定经济行政的范围，都具有重要意义。

有学者认为，规制理论对行政法（学）提出了挑战：一是关注点的扩大，从外部行政法扩大到内部行政法。行政法学界对内部行政也给予了更多的关注[22]。

（二）治理、公私合作与行政法 治理概念具有多义性，很多时候在治国理政的意义上运用，近年来在很多场合中也被用来指称多元共治、公私合作的意涵，强调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④]。例如，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名为行政程序法，其实也包含了很多实体法的内容，在功能上其实相当于一般行政法的法典。张清、武艳：《包容性法治框架下的社会组织治理》，《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23]章剑生：《作为担保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内部行政法》，《法学家》2018年第6期。[68]苏宇:《面向未来的学理革新：行政法律关系理论之省视与展望》，《行政法学研究》2018年第4期。

有学者则将司法实践中对于适用正当程序原则的裁判理由可分为竞合模式、推导模式和空缺模式三种，并主张分别采取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滥用职权和明显不当等审查标准[60]。[51]蒋红珍：《目的正当性审查在比例原则中的定位》，《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⑧]给付行政具有行政目的和手段的双重涵义。

[74]李洪雷：《行政法释义学》，第60-64页。[66]沈岿：《论行政法上的效能原则》，《清华法学》2019年第4期。行政效能原则不能突破依法行政原则、不能拒斥正当程序原则，与比例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有一定程度相合之处，但不可彼此替换。[③]参见姜明安：《新时代中国行政法学的转型与使命》，《财经法学》2019年第1期。

有学者从新公共服务的视角探讨了新行政法的内涵。（二）保护规范理论与原告资格判断 在德日行政法学界，保护规范理论是界定私人公权利及认定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通说。

近年来，类似赵春华非法持枪案王力军非法经营案无根豆芽案陆勇代购抗癌药品等引发社会高度关注的案件，都涉及到刑法和行政法的关系。林鸿潮：《党政机构融合与行政法的回应》，《当代法学》2019年第4期。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一贯认为，对私人而言法律安定性原则主要即指信赖保护，也即是要求私人对国家可能的干预，可以事先得知并据此作出安排。其他相关讨论有金国坤：《党政机构统筹改革与行政法理论的发展》，《行政法学研究》2019年第5期。

[42]湛中乐、尹好鹏：《制定统一的行政法典既有必要亦有可能——荷兰行政法通则概述》，罗豪才主编:《行政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还应引入行政政策学、行政过程论和行政规制论的理论分析工具，形成面向区域行政的行政法 [25]。也有学者对保护规范理论的引入持审慎的怀疑或保留态度[73]。（一）行政法律关系理论的主题 传统行政法学以行政行为为中心构建理论体系，近年来有一些德国学者提出应以行政法律关系理论作为构建行政法学的主线，但这一主张也面临很大的争论[67]。

德国学界与实务界相继出现了类推适用私法诚实信用原则、社会国原则、公民基本权利、法治国原则等多种观点，最终形成以下主流认识，即信赖保护是法治国原则的核心内涵要求，经由基本法中基本权利保护规范获得内容上的具体化，并要求立法者通过行政法律规范进行行政法部门中的法制化[62]。（三）新公共服务与行政法 现代行政法上公共服务的兴起对传统行政法的结构曾经提出巨大挑战。

[12]参见[英] 科林·斯科特：《规制、治理与法律：前沿问题研究》，安永康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有学者对比例原则在行政判决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注意到比例原则在我国的适用已从行政处罚扩张到多种行政行为领域，但在审查强度上一般只进行宽松审查。

有学者提出，规范主义行政法学的主要任务是将行政法与私法分离，以实现行政法的部门化和独立化，而公私合作普遍化意味着公私法二元结构将会被打破，私主体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分享行政职能并承担相应的公法责任[28]。[11]苏宇：《机制设计理论与中国行政法的转型》，《财经法学》2018年第2期。（四）信赖保护原则 信赖保护原则是德国二战后发展出来的一项重要行政法原则，近年来在我国行政法理论与实践中广为接受。有学者注意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引起了法律关系的变化，由政府-公民个人的双方构造变革为政府-私人主体-公民个人的三方构造，其中，政府扮演着合同主体、监管者、担保者三重法律身份[33]。黄锴：《行政诉讼中举报人原告资格的审查路径——基于指导案例77号的分析》，《政治与法律》2017第10期。对风险评估的组织和程序进行改革，限制政策、偏好对风险评估的影响[16]。

但党政机构合并或者合署，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党的组织（以自己的名义或者挂行政机关的牌子）对社会公共事务直接进行管理，这给行政法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空间。但信赖保护原则与法律安定性原则仍然有其差别，因为信赖保护原则强调的是对私人信赖利益与信赖状态的保护，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而在法律安定性原则，强调的是法律状态的安定性与和平性，是一个客观的标准。

在政府规制模式方面，以行为科学为基础的助推( nudge)理论是一个新发展[⑩]。世界范围内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兴起了规制改革的潮流，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对经济性规制的放松，但在社会性规制领域则并未放松甚至还有所强化，但在规制方式上存在转化与革新。

[49]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多将行政法典视为包含了一般行政法和特别行政法规范在内的法典，并从而将行政法总则视为调整一般行政法的法典。有学者对德国法上信赖保护原则的规范基础进行了研究。

从法律的效力高于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角度来看，法律优位原则中的法律可以限定于狭义的法律，即议会或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所制定的法律，但如果着眼于法律优先于行政、行政要服从法律，则这里的法律应当包括各种成文与不成文的法源，而不以狭义的法律为限。[37]王强军：《行政监管实质刑法化及其限制研究》，《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5期。一些学者认为，政府治理的多元主体结构、规则多元、过程交互、方式多样以及纠纷复合性，都对法治建设提出了新要求[⑤]。作者：李洪雷，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宪法与行政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在观念上，行政机关不得以改革创新、提升行政效能等为借口，突破法律的范围。近年来行政法学界围绕行政法基本原理相关的若干问题，包括行政变迁对行政法（学）转型的要求，行政法（学）体系与构造，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行政法律关系等等展开了学术上的反思与讨论。

通说认为比例原则包括三个下位阶的子原则，即适合性原则、必要性原则与法益相称性原则。同作者的相关论文还有赵宏:《原告资格从不利影响到主观公权利的转向与影响——刘广明诉张家港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评析》，《交大法学》2019年第2期。

这种立场值得赞同，但是否仍有必要保留特别权力关系的名称尚值得讨论。比例原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行政法基本原则，被视为行政法中的帝王条款皇冠原则。

有学者运用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对党内法规的正当性基础进行了讨论，认为党与党员之间的关系在很多方面符合特别权力关系的特征，同时顺应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变化，党内法规制定也应被赋予法治主义的内容，充分尊重宪法和法律，符合法律保留与正当程序原则，接受基本权利、效力范围和司法审查三大边界之拘束[76]。可见，将法律安定性原则作为信赖保护原则的法律依据，有其强有力的理由。[30]姚志伟：《公法阴影下的避风港——以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审查义务为中心》，《环球法律评论》2018年第1期。[⑦]相关的成果参见潘静：《从政府中心规制到社会共治：互联网金融治理的新视野》，《法律科学》2018年第1期。

（七）内部行政与行政法 传统行政法学关注的焦点是外部行政，将内部行政简单地作为非法律问题简单地摒弃于行政法（学）的范围之外。有学者分析了行政法典总则对于行政法典的重要意义，认为其具有表明典则依据、导引法典、确立典则指导思想、确立调控领域法律原则、处置各典则关系等价值[45]。

有学者从环评案件切入对风险治理的传统范式进行了反思，认为应超越技术官僚治理范式，建构一种更为开放宽容、更能实现平等对话的风险治理范式[18]。相同的观点参见简爱：《我国行政犯定罪模式之反思》，《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11期。

从风险视角透视行政法，不应局限于将风险行政作为行政的一个类型，而是应从风险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全球性等出发，对建立在确定性、理性化和民族国家基础上的传统行政法范式进行系统性反思与重构。从行政法学的理论而言，可尝试运用公法人概念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组织法上的定位，用公共权力概念统摄国家权力和政党权力，并从此出发对党与国家的关系加以研究。